中國精神研究述評

日期:2019-07-01 來源:未知

  一、中國精神研究的百年鉤沉中國精神是一個與中華民族同在的話題,是深植于幾千年中華民族歷史演進和文化發展的精神基因和集體意識,自古以來,對于中國精神及其教育問題的探究,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所關涉的核心命題。1.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必要性研究國內學界對于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必要性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來展開:一是從當前中國轉型背景下的社會精神困頓和心靈失序問題出發,提出中國精神對于滿足人民精神需要、凝聚社會共識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其次,在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價值導向和功能作用的研究方面,近兩年學界主要是從中國精神之于中國夢、中國道路、中國力量的價值和意義層面展開,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中國精神是“中國夢實現的精神形態”“中國道路的精神支撐”“中國力量的精神源泉”。

  內容提要:中國精神既是一個歷史話題,也是一個時代熱點。自近代以來,在文化參照的基礎上,學界開始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國精神;伴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界對中國精神的認識不斷深化和拓展。自2013年習總系統提出中國精神的概念以來,中國精神的研究進入到新的階段,學界圍繞著中國精神的價值、概念、內容、關系、教育等內涵展開了系統研究。當前和今后,中國精神的研究需要注重傳統文化中的中國精神的發掘和轉化,注重多學科視野和跨學科整合,注重研究的“應然”與“實然”,注重全面系統的中國精神教育研究。

  對于中國精神的研究,既是一個伴隨著幾千年中華古老文明發展而來的歷史性命題,也是一個促動中國現代化轉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時代性命題,更是一個維系當前發展和變遷背景下的中國人的心靈秩序和精神世界安定的關鍵性命題??梢哉f,中國精神及其教育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思想理論界所關注和討論的話題,對于這些已有的學術研究歷程和思想成果的考察和分析,既能為當前中國精神的深化研究總結既有經驗、厘清思路,也能為當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弘揚中國精神、凝聚改革共識作出有益的探索。

  中國精神是一個與中華民族同在的話題,是深植于幾千年中華民族歷史演進和文化發展的精神基因和集體意識,自古以來,對于中國精神及其教育問題的探究,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所關涉的核心命題。但是從中國精神本身所蘊含的語義來看,“中國精神”和“中國”①的概念一樣,是在文化參照的基礎上形成,即,中國古代文明的精神要素主要是在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互動中產生,在這一層面上,中國精神表現為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在自我發展過程中制度、文化、歷史、社會等共同發散出來的精神氣質。但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與西方列強交流交鋒的過程中,西方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參照量,中國人逐漸開始從近代和科學的視角,反思和自覺中華傳統文化,中國精神正是在中華民族與西方列強的對立沖突過程中萌生的國家和民族集體意識,也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參照基礎上,中國精神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文化表征,才顯得更為清晰完整。近代以來,懷有這種文化自覺和文化反思意識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根源于文化危機,實現民族現代化本質上是文化反思和自覺基礎上精神重振。因此,真正意義上開啟中國精神的歷史建構,是在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沖擊和挑戰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以近代意義上的和科學為文化參照,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重構,中國的民族觀念和國家精神在文明參照和文化交流過程中逐漸由自在轉向自覺,中國精神在不斷地現代轉型過程中上升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近代中國精神研究的第一個階段是在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初,這一時期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大肆侵略下,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遭到破壞,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嚴峻的民族危亡關頭,中國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先進知識分子開始以精神自覺的態度審視、重鑄中國精神,促進民族覺醒。這一時期中國精神的研究主要是對“重鑄中國魂”問題的討論,其代表人物就是梁啟超,他在1899年發表的文章《中國魂安在乎》中,首次提出了“中國魂”的概念,“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今日所最要者,則制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人民以國家為己之國家,則制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為人民之國家,則制造國魂之機器也”。②進入20世紀,“重鑄國魂”的討論成為一個時代話題,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國魂”“國民性”“立國精神”“中國文化精神”“國民之元氣”等問題的討論當中,例如,1903年出版的《游學譯編》中對“民族主義之教育”的呼吁;20世紀初《江蘇》雜志發表的《國民新靈魂》《民族精神論》,《浙江潮》雜志連載的《民族主義論》《國魂篇》,《國民日日報》發表的《中國魂》等文章對中國精神和國民性等問題的反思。此后,辜鴻銘在其著作《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通過將中國人與美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的比較,揭示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釋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和價值,他指出:“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精神的狀態,一種靈魂的性情……簡而言之,它是一種心態,或者用詩人的語言說,是一種平靜而受到庇佑的心態”③,進而他概括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華民族的特質,即“深沉、博大、淳樸、靈敏”。概括而言,這一時期中國精神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民族危亡關頭的精神自省和精神自覺,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覺醒和民族認同;但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中國精神的討論更多的是對國民性批判和“重鑄國魂”的倡導,對中國精神的認知較多停留在感性層面上,沒有能夠系統完整地提出建構中國精神的思想理論。

  中國精神研究的第二個階段是從新文化運動時期至社會主義的和建設時期。新文化運動既是一場宣傳和科學的思想啟蒙運動,也是促進中華民族精神自覺、精神解放的文化現代化運動。在新文化運動過程中,以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不僅對中國國民性進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而且力圖以和科學為參照,構建新的民族精神和國民性。李大釗就曾明確指出:“我認為一切解放的基礎,都在精神解放……所以我們解放運動的第一聲,就是‘精神解放’”④。尤其是到了新文化運動后期,“五四”運動的爆發,為中國開啟了新主義的新的歷史篇章,從此以后,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為中國精神的建構注入了新的活力??v觀這一時期,新文化運動所開啟的道德、文學以及深刻的國民性批判等,深化對于中國精神的理解;以梁漱溟、馮友蘭、賀麟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和以胡適、陳序經為代表的西化論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精神作了新的概括和理解;同時以《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國民》為代表的學術刊物,為宣傳和倡導新思想、新精神和新道德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余家菊、李璜、陳啟天等人為代表“國家主義教育”派,提出了以國家主義教育發展國性、奠定國基、維護國權,培養國人的自尊精神與獨立氣概的主張,這種以“培養國家精神來拯救國家”的主張對傳播和弘揚中國精神發揮了作用。

  自20世紀20年代以后,以為代表的中國黨人,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促進民族富強和繁榮的奮斗歷程中,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中國的和建設的具體歷史過程中,賦予了中國精神以新的內涵,實現了中國精神的重塑與升華。⑤在整個社會主義和建設的歷程中,涌現出了一系列的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戰精神、紅巖精神、西柏坡精神、英雄主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慶精神、紅旗渠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等。雖然這一時期專門研究中國精神的著作并不多見,但圍繞著不同階段的社會主義形勢和建設任務,以為代表的黨的和黨的理論工作者通過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闡發了中國黨培育和弘揚中國精神的主張,凝練概括出不同歷史階段中國精神的時代內容,促進了中國精神的更新與升華。例如,在社會主義和建設過程中撰寫的《國民與農動》《井岡山上的斗爭》《論持久戰》《中國和中國黨》《新主義論》《論人民》《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對凝練和傳播社會主義和建設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早期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黨通過《救亡日報》《紅色中華》《新民族》《黨人》《解放日報》《吶喊周報》《新華日報》《群眾》等刊物發表和宣傳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成為中國精神傳播的主要陣地。此外,在社會主義和建設時期所涌現出來的《黃河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呂梁英雄傳》《東方紅》《紅旗譜》《青春之歌》《英雄兒女》等文藝作品充分展現了社會主義和建設時期的中國精神。

  中國精神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時期中國以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擺脫了“左”的錯誤所造成的思想禁錮,以改革、創新、開放的姿態將中國精神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為中國文化發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動力和思想生機。自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中國精神研究的縱深化和專門化趨向日益明顯,圍繞著“中國精神”“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等核心議題,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相繼涌現,例如《中國精神》《20世紀的中國精神》《中華民族精神論》《中華民族凝聚力學》《中華民族精神與素質研究》《中國民族性》《炎黃文化與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形成與凝聚新論》《中華民族精神論綱》《中國發展的精神因素》等著作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傳統精髓和時代轉化問題。尤其是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將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精髓之后,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成為學術界所討論和關注的核心話題。但能夠看出,這一時期學界對于中國精神研究和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研究沒有進行明確地區分,中國精神并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概念,直到2013年第十二屆全國第一次會議上,習總將“中國精神”與“中國夢”緊密聯系,將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納入中國精神的體系當中,系統完整地提出了“中國精神”的概念,這成為中國精神研究的一個新的生長點。自此,中國精神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概念,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和討論。截至2016年5月,學界研究中國精神的代表性專著就有《中國精神教育讀本》《中國精神——培育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夢之中國精神》等;在2016年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申報選題中,明確將“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學科的重要選題之一;學界對于中國精神的概念、內涵、要素、價值、關系和培育路徑等的研究也日漸精細和成熟??傮w而言,當前中國精神的研究,將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文化自覺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實踐有機結合,通過實現中國夢、堅持中國道路、凝聚中國力量,賦予了中國精神新的時代內涵。

  自2013年習總闡述中國精神的概念,提出弘揚中國精神的時代命題以來,對于中國精神及其教育問題的研究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熱點,并形成了一系列豐富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觀點??傮w而言,當前學界對于中國精神及其教育問題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著力,即,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視角探討中國精神及其現代轉化的問題;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精神歷程中發掘當代中國精神建構的理論資源和思想精髓;從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發展和現實境遇中凝練中國精神,總結其教育宣傳的方法經驗。

  國內學界對于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必要性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來展開:一是從當前中國轉型背景下的社會精神困頓和心靈失序問題出發,提出中國精神對于滿足人民精神需要、凝聚社會共識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二是從中國精神本身所蘊含的價值導向和功能作用角度,提出中國精神對人的心靈秩序、社會精神風尚、國家精神力量所具有的獨特效用,闡明了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首先,在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的研究方面,有學者指出,在當前“后文化時代”,針對人的心靈失序、生存困頓以及知識界元話語創制能力缺失的問題,需要構建一種“新歷史理性場景”,即,以回歸“文化母體”的方式實現民族“集體性的精神突圍”,具體而言,就是探究中華民族和中國人“精神性存在”的歷史經驗、結構譜系、邏輯關聯以及現代轉化等問題,實現中國精神的鍛造與刷新。⑥有學者基于改革變遷的視角指出,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社會快速變遷,在時空范圍內表現為高度的緊迫感和強烈的變幅,對個體的心理、思想以及精神體驗造成了較大的沖擊和影響,這就需要以中國精神的構建來使個體獲得生命的連續感、生活的意義感和生存的安定感。⑦有學者從享樂主義的種種表現出發,指出當前存在著的物質享樂主義、時尚享樂主義和文化享樂主義等給人們的精神生活帶來了負面效應,需要在社會精神生活的層面構建迥異于資本主義精神的中國精神。⑧也有學者基于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對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機遇和挑戰、價值與內容進行了專門討論。⑨此外,有學者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社會的發展、物質財富和物質生活的提高以及發展方式的轉變背景下,迫切需要找到以中國精神為核心的思想動力和文化自信,當前進一步發掘中國精神的要素之源包括了民族精神、國家精神、現代化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⑩

  其次,在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價值導向和功能作用的研究方面,近兩年學界主要是從中國精神之于中國夢、中國道路、中國力量的價值和意義層面展開,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中國精神是“中國夢實現的精神形態”“中國道路的精神支撐”“中國力量的精神源泉”(11);也有學者基于更為寬廣的國際國內視野,指出培育和弘揚中國精神,在民族層面上能夠凝聚民族力量、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在文化層面上能夠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國際層面上能夠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12);有學者基于中國精神的教育視角,針對青少年群體的中國精神培育,指出中國精神有利于青年學生堅定理想信念,有利于保持昂揚狀態,有利于立志建功立業(13);也有學者從強化民族性的視角,指出中國精神及其教育能夠識別民族身份、激發民族創造性活力、凝聚社會道德、構筑民族信仰。此外,針對社會復雜變遷背景下的社會心理和社會心態問題,有學者專門探討了中國精神對于培育良好社會心態的作用,即,中國精神所具有的價值導向功能、精神激勵功能、認知主導功能、人格塑造功能以及情緒疏導功能,能夠有效地引導社會心理,化解社會心態的困境。

  中國精神作為一個特定的概念,是在黨的之后習總對中國精神所作出的科學界定。自此之后,學界對于中國精神概念的考察主要是從兩個方面來著力,一是在概念的性質定位方面,主要是從中國夢、中國道路、中國力量的內在統一的角度,判別中國精神的時代方位;二是在概念的內容界定方面,主要是從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及其相互關系的角度,明確中國精神的基本內涵。在這一研究思路下,整體性的中國精神概念研究主要可以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視角。廣義層面上的中國精神概念研究,主要涉及當前中國所呈現出來的精神特質,這種“精神性的存在”及來源于幾千年中國歷史發展的文化積淀,也是當前中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狀態的一種整體性概括。廣義層面上中國精神的涵義既包括當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體現的精神內容,也包括普遍性的社會心理所體現的國民心態;既包括中國優秀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也包括當前社會轉型背景下消極性精神體驗和心理傾向,是中國精神狀態的整體性呈現;狹義的中國精神概念研究,偏重于中國精神的正向和積極性的理解,認為中國精神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有機統一體,并基于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提出中國精神的概念。

  從具體的中國精神概念界定來看,有學者從價值哲學的視角,指出中國精神就是整體性的中華民族精神,是貫穿民族歷史始終的主體立場和價值觀念。(14)有學者從國家精神的視角,指出中國精神就是中國作為國家所體現的精神,是中國社會客觀存在的反映,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現實狀況的文化凝結。(15)有學者基于民族傳統和國家復興的歷程,從中國精神的民族性和時代性雙重維度出發,將中國精神概括為“貴和持中,自強不息”(16);也有學者提出了中國精神概念的“三層次說”——中國精神的知識論、價值論、信仰論,所謂中國精神的知識論,是指基于文明歷程中華民族對于宇宙、文化以及人等存在本質形成實踐性體知,所彰顯出來獨特精神特質、人文情懷等;中國精神的價值論,是指中國精神所表征的價值指向和價值實現理路;中國精神的信仰論,是指中國精神所體現出的中華文化的獨特價值理性,對于人的存在、社會、民族、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發展所體現出來的一種終極精神觀照。(17)此外,也有學者從人的精神認知和社會體驗視角,指出中國精神來源于人們解決社會矛盾和生存困境的價值追求和生命實踐過程,在本質上,中國精神表現為對中國人所具有的心理特質、意志品格和意識活動的凝練和升華。(18)

  當前國內學界對于中國精神內容的研究,普遍堅持“兩部分說”的觀點,即,中國精神的內容包括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此為基礎,部分學者對中國精神的內容進行了細分,形成了“三部分說”的觀點,中國精神包括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發展中形成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近代仁人志士在探求民族獨立解放和過程中形成的精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形成的開拓和創新精神。(19)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精神的“兩部分說”和“三部分說”是按照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是基于“歷史—現實”或者“古代—近代—現當代”作出的劃分,也有學者從中國社會主義的視角,發掘中國精神本身所蘊含的價值和意義,提出中國精神內容的“四部分說”,即,“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精神的底蘊;“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中國精神的基石;“共同理想”是中國精神的凝聚力所在;“集體主義”是中國精神的價值坐標。(20)此外,有研究基于整體性的視角,對中國精神的內容進行體系化的建構,例如,有學者對中國精神的主體、核心元素和基本特質進行了系統化的研究,認為中國精神的主體是個體—國家—民族三個層次的復合化呈現;中國精神的核心元素包括了:愛國主義、中國丈夫的理想人格、剛健不息的奮斗精神、中國實踐的時代精神、民族獨特的精神風貌;中國精神的內容體現了主體自覺、文化身份標識、性的特質。(21)

  從上述學界對于中國精神組成部分的研究可以看出,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中國精神的基本內容,但這二者均屬于整體性的概念,其本身也蘊含著豐富的精神要素,因此,學界對于中國精神內容的認識,并沒有停留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中國精神的基本組成部分”這一層面上,而是對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所包含的精神內容進行了深入細化研究,使中國精神的精神特質得以完整準確地呈現。首先,從民族精神的視角探討中國精神,這一研究趨向出現的時間較早,可以說,在習總系統提出中國精神概念之前,學界對于中國精神的研究較多地是從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進行發掘,例如,張岱年基于傳統文化的視角,將中國精神總結為:“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調”,其中四者以“剛健有為”為綱(22);李澤厚將中國精神總結為“實用理性”,即中華民族及中國人對于倫常日用、生存和生活問題的關切;錢穆、林毓生、唐君毅等人則傾向于認為中國精神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即,“對人的尊重的精神”。當前學者基于傳統的民族精神,也對中國精神進行了深入探討,有學者提出了“六要素說”,即,一統、厚德、包容、勤儉、克己、堅韌(23);也有學者從中國精神的生成角度,指出中國精神包含著理性發達、仁義至上、樂天知命、倫理本位的突出優勢(24);另有學者指出中國精神的歷史內涵包括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仁者愛人的道德精神、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萬眾一心的團結精神、開放博納的創新精神等(25)。其次,從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的視角來探討中國精神的內容,也是學界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有學者從改革開放過程中推動發展的精神動力、成就發展的精神品質、提升發展的精神境界三個方面對改革創新的中國精神進行了研究。(26)也有學者將中國精神概括為:“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以人為本、和平發展、社會和諧、與時俱進”的精神。(27)有學者基于中國模式的視角,提出中國精神包括了以人為本與、共同富裕與公平正義、和諧發展與和平崛起、艱苦奮斗與開拓創新(28)。也有學者基于實現中國夢的視角,指出中國精神需要不斷超越的價值追求精神、自主自為的自律規范精神、奮發圖強的自強不息精神、崇尚美德的厚德載物精神、眾心成城的團結戰斗精神、為國為民的社會公仆精神。(29)此外,有學者從“什么是中國精神”的本體論、“中國精神有何價值和意義”的價值論、“怎樣對待中國精神”的實踐論三個方面,對以后習總所提出的中國精神的內涵作了系統的闡述。(30)

  中國精神作為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屬于意識形態領域的還包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時代精神、國家精神等。一方面,這些不同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素內在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精神凝聚這一目標;另一方面,不同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素又具有不同的文化側重和關注焦點。因此,學界在對中國精神概念和內容進行研究,明確中國精神內涵的基礎上,進而對同屬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中國精神與其他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展開研究,厘清中國精神的外延。

  近年對于中國精神研究和討論的學術熱潮,緣起于中國夢的提出及中國精神對于實現中國夢的獨特價值。因此,學界對于中國精神的討論,一個主要聚焦點就是中國夢與中國精神的相互關聯。(31)總體上來看,中國夢和中國精神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辯證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當中,一方面中國夢是培育和弘揚中國精神的理想目標和前進方向;另一方面,中國精神是實現中國夢的精神動力和思想基礎。同時,學界討論中國精神的關系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精神的關系問題。學界普遍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精神的內核,是對中國精神的進一步凝練。具體而言,有學者從“中國崛起”與“中國精神傳統”的視角,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國精神傳統”的轉化性再創造發揮定向作用,是“中國精神”的傳統新生。(32)也有學者對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精神三者的關系視角,提出了“三位一體說”(33),即,在意識形態的范疇內,中國夢以信仰為表征,居于最核心,處于主導地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處于中間地位,是核心要素;中國精神直接與人的感性世界相關聯,相對處于外圍,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撐力量。(34)也有學者對中國精神與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關系進行了比較分析,指出民族精神的主體是中華民族,主要突出了文化元素;時代精神是民族在特定歷史階段的實踐精神,突出了獨特的時代元素;中國精神反映了中國的精神特質,代表了國家的意識和行為,突出了元素,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內在統一于中國精神。(35)另有學者直接指出“中國精神是指當代中國的民族精神”(36)。此外,有學者對中國精神與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進行了討論,指出以中國精神來構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精神的核心,要從社會主義的理論、實踐和制度“三位一體”的角度認識共同理想和中國精神的內在關聯。(37)

  從廣義層面來看,中國精神的教育不僅包含著國民教育體系中對中國精神的貫穿和落實,而且也包括了當前在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背景下,培育和弘揚中國精神的方法路徑。當前學界對于中國精神教育的研究也是從廣義層面上出發,主要聚焦于兩個方面,一是對以高校大學生為代表的青年群體的中國精神教育問題展開研究;二是針對普遍意義上的社會公眾,提出新時期培育和弘揚中國精神的基本方法策略。

  首先,對于高校大學生的中國精神教育問題,有學者提出以弘揚中國精神激勵大學生實現中國夢的方法路徑。一是通過理論和載體結合、榜樣的導向激勵方式堅定大學生實現中國夢的理想信念;二是引導大學生提升核心競爭力、投身創業創新,為實現中國夢積累能力、增長才干;三是通過校內外的教學實踐活動,引導大學生艱苦奮斗、知行合一。(38)有學者指出大學生中國精神的教育要將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有機統一,開展學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并針對時代精神,積極開展現代科學技術新成果教育和生態教育。進而提出循序有效、層級遞進的具體中國精神教育方法,即,積極促進中國精神的主課堂教育和大學生日常思想教育的結合,并針對不同思想理論課的課程特色,分階段確定教育主題,分層次劃定教育重點,分步驟規劃教育實踐,彰顯各門課程中的中國精神教育資源。(39)也有學者指出在高校中弘揚中國精神,需要在理論學習中貫徹中國精神的科學性、在實踐中體現中國精神的實用性、在教育改革中提升中國精神的實效性、在聯系中強化中國夢與中國精神的互補性。(40)此外,也有學者針對具體課程中的中國精神教育問題展開探討,例如,有學者針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2015年修訂版)的“弘揚中國精神共筑精神家園”章節,提出了將“中國夢”融入該章節知識點的建議,即,需要闡明中國夢與中國精神的異同,講清楚二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要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在實現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培育和弘揚中國精神。(41)也有學者針對中國精神的教育教學,指出要反對和糾正歷史虛無主義對民族精神的瓦解,在倡導改革創新時代精神的過程中,要注重“為誰創新”的問題。(42)

  其次,對于培育和弘揚中國精神的方法策略問題,有學者提出宣傳教育、典型示范、社會實踐,以及以強化領導與保障、總結經驗與規律、深化研究與創新為主要措施的長效機制的建構。(43)也有從文化、制度和實踐三個層面,提出了轉型期培育中國精神的基本思路,即,在文化層面要著力于文化斷層遏制;在制度層面上健全中國精神培育的制度機制和監督保障機制;在實踐層面上需要強化中國精神的媒介宣傳、青少年教育和國際形象的構建。(44)從宣傳路徑來看,有學者指出中國精神的宣傳教育,要確立“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次的宣傳教育路徑,并且要深入研究掌握中國精神的社會基礎和豐富內涵。(45)也有研究提出了中國精神主體性構建的方法路徑,即,在個體層面上促進中國精神與個人意志、日常生活的有機結合,實現社會成員的精神自覺、精神自信和精神自省;在國際層面上充分發揮中國精神的文化軟實力作用,彰顯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促進文明的精神文明交流。(46)有學者對習培育中國精神的思想進行了研究,指出培育中國精神需要榜樣引領“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47)有學者對中國精神當代建構的原則進行了研究,指出當前需要堅持歷史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原則;廣泛性與先進性相結合的原則;民族性、國家性、世界性相結合的原則。(48)此外,有學者基于教育哲學的視角,對中國精神教育認知和內化的機理進行了研究,提出了“道德教育的‘中國形態’是‘精神形態’”的觀點,具體而言,“精神形態”的道德教育包涵了“倫—理—道—德”四項基本要素,個體對于中國精神道德的認知是由“居倫—由理—明道—成德”四個環節來完成,由此便形成個體“倫理性”或“精神性”的存在。

  發軔于近代以來的中國精神的研究熱潮,是在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和沖擊,以及由此造成的中華文化精神失落的背景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精神的重新衡定與反思,從辜鴻銘的“中國人的精神”到近現代以來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追尋,都屬于這一學術范式,因此,這種思路下的中國精神研究是以“中華文化之基本精神”為主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過程中,中國精神的研究逐漸從單一的傳統文化精神衡定發展為“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統一”,在這一研究思路下,學界開始思考傳統文化精神在中國現代轉型過程中的轉化和創新問題,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的社會主義和建設精神對中國精神的升華。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如何將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和傳統的民族精神有機結合,成為學界思考中國精神的聚焦點。黨的以后,習總基于實現中國夢的歷史使命,對中國精神概念和內涵的系統界定,引發了學界研究和討論中國精神新的熱潮。近年學界對于中國精神的概念、內容、性質、意義、關系的研究,以及對新時期開展中國精神教育的思路、原則、模式、方法、途徑等所進行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豐富的、有價值的學術成果,為當前中國精神的建構及其宣傳教育的有效開展提供了意見和建議。但是,當前對于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研究在取得成效的同時,并不能否認問題的存在,例如,中國精神研究中的應景性、分散性、重復性現象明顯;對于中國精神的核心理念、核心問題以及核心特征的判別并不明朗;存在中國精神的理論和現實實踐相脫離的現象;中國精神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不足,缺乏深度思考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在對今后的中國精神及其教育問題的研究過程中,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深化和拓展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研究。

  第一,注重傳統文化中的中國精神的發掘和轉化。當前中國精神的傳統資源發掘,一方面延續著“中國文化之基本精神”的學術傳統,側重于文化精神的探尋;另一方面,以愛國主義為視角,總結梳理幾千年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側重于歷史精神及其時代價值的發掘,此二者從學術話語和理論范式的層面來看,尚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合流”,這就導致中國精神的傳統資源發掘雖然有較多的研究成果和觀點,但不同的話語方式和學術立場導致理論觀點之間的融合性并不強,難以形成具有當代特色的理論范式和中國式的話語體系。事實上,當前中國精神的建構離不開傳統文化和傳統智慧,這一點已經形成共識,但如何在當前中國精神的建構中發掘和體現傳統精神,這就需要進一步思考和研究。在這里,中國精神是一個動態開放的系統,一方面需要結合具體的時代發展不斷深入地挖掘傳統文化中的精神元素,并將之與時代精神及其他文化精神中的合理成分有機結合,從而創生新的“中國精神”;另一方面,對于既有的研究基礎,需要從整體性的傳統精神智慧中認識中國精神,從傳統的文化、歷史、制度、經濟生活、社會等度的精神資源中體認中國精神,并形成一種“統合性”的學術范式和話語體系,這種“統合性”就表現為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目標是服務于當前具體歷史情境下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力量凝聚和精神提振。從這一層面看,中國精神的傳統資源發掘既表現為動態、持續性的過程,也表現為具有統合性的學術視野和理論范式。

  第二,注重中國精神研究的多學科視野和跨學科整合。中國精神作為中國的歷史、制度、人文、社會、經濟等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氣質和價值理念的統合性概念,這就決定了學界對于中國精神的關涉必然不是單一學科視野,而是基于多學科的視野,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精神展開研究。例如,歷史學側重于從歷史事件的規律性和具體的歷史時代中探尋歷史精神;民族學側重于從中國多民族文化和具體民族的人文風俗中找尋民族精神和地域精神;學側重于從中國的特性和制度典章中探求理想和制度精神;哲學和文化學側重于從中國傳統的哲學智慧和人文知識中省思中國的文化精神;美學側重于從古典文藝中發掘中國傳統的精神理念和價值追求;社會學和經濟學側重于從中國人的生產生活中理解精神生活和精神風貌等??梢钥闯霾煌瑢W科基于不同的研究視野和方法,對中國精神的具體維度作出了深入透徹地解讀,并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精神的傳承和發揚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不同學科的中國精神研究具有一定的單向性,即在注重中國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的同時,缺少對中國精神總體性的把握和理解,恩格斯曾指出,將“各個事物和各個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49)的思維方式容易導致固化、僵硬的思維范式。從中國精神具體學科研究來看,如果使研究脫離了中國精神的宏觀的聯系和發展,其研究結果在具體的領域和范疇中是合理的,但一旦脫離學科閾限,在總體性的聯系和發展過程中又將有可能導致片面、狹隘或抽象的結果。因此,當前學界在對中國精神的內涵形成共識的基礎上,需要從建構和培育中國精神這一問題意識入手,既要發揮不同學科中國精神研究的精細化的特點,也要注重不同學科中國精神研究的交流、溝通與整合,在具體研究的同時,兼顧中國精神的整體性以及其他學科的研究,從而能夠完整準確地認識中國精神及其教育的內在規律。

  第三,注重中國精神研究的“應然”與“實然”。中國精神既是一個理論性的命題,也是一個實踐性的命題。雖然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學界已經形成共識,但從近年來的中國精神研究來看,單純“主觀性”的研究依然存在,以及如何將中國精神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依然有待于深入探討。中國精神的“應然”與“實然”關涉的是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即,“實然”側重于“是”,是對客觀事物所作出的描述性的判斷;“應然”側重于“應當”,是基于現有的體會和需要所提出的規范性陳述。從中國精神來看,“實然”就是幾千年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客觀規律,以及當前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現實基礎、經驗成就和困難阻力;“應然”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目標和核心價值追求。李德順指出中國精神的研究只有在立足“實然”的基礎上,才能夠講好“應然”(50),由“實然”過渡到“應然”,既不能脫離“實然”的環境和基礎,也不能缺少“應然”的條件和可能。(51)當前在中國精神的研究中,存在著脫離中國精神的“實然”,靠著主觀的想象、偏好和武斷來理解中國精神,并由此“設計出”形式多樣的精神建構方案的“主觀思維”。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在對“類”本質、“自我意識”“唯一者”等“主觀思維”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實踐性的思維范式,即,“并不是在每個時代尋找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社會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以物質實踐來解釋觀念的形成”。(52)因此,對中國精神的研究也必須循著馬克思的“實踐生成”的路徑,即,深化和拓展當前中國精神的研究,要從中國的歷史性實踐所產生的“可能性”出發,堅持中國精神的歷史性規律、民族性話語和世界性視野,探索中國精神在“現實中國”中的存在基礎、歷史方位、生長條件、表現方式和運行機理等,促進中國精神的實踐性生成和文化性歸結的歷史性統一。

  第四,注重中國精神研究的深化與創新。當前學界對于中國精神的研究呈現數量多、范圍廣、關注度高的特點,為中國精神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學術資源和思想觀點,但同時也應當注意到,現階段的研究并沒有超越外在的形式性和知識性的局限,研究議題和理論方法的重復性明顯,且研究深度尚不夠,缺乏應有的解題能力和理論創新能力。例如,近幾年的中國精神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成果是圍繞著中國精神與中國夢而展開,但是真正能夠闡釋清楚二者之間關聯的成果卻較少。學術研究的過于集中且深度思考較少的狀況,容易導致研究的緩慢甚至停滯,學術研究的現實供給能力和理論創新能力也將受到影響。因此,當前中國精神研究的核心就是如何有效地將中國現有的精神資源轉化為學術資源,對這一問題的破解不能僅限于學術關注和研究數量層面,而是需要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找到中國精神研究的新的生長點。任何問題的研究都是一個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以后,中國精神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和范疇,形成一個系統、成熟的研究范式也需要一個過程。當前,學界對建構和培育中國精神的總的、宏觀性的認識已經基本形成,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要對中國精神的內涵進行深入挖掘和創新,例如,中國精神所包括的時代精神,現有的研究只是僅限于將“改革創新”作為其核心,缺少清晰準確的概括,因此,以中國改革發展的精神資源為基礎,進一步凝練概括出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是深化中國精神研究的關鍵。同樣,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由于學界的研究時間較長,其內涵有較多的概括,但精當的、共識性的民族精神內涵仍需要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此外,國際范圍內的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化、多極化,以及國內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發展,對建構和培育中國精神所形成的新境遇、新課題和新特點,也是進一步深化和創新中國精神研究的關鍵點。

  第五,注重全面系統的中國精神教育研究。當前在已有的中國精神研究中,學界對開展中國精神教育的內涵與定位、目的意義、思路原則、途徑方法等問題進行了思考和研究,對如何開展中國精神教育形成了基本的認識,但同時也要看到,已有的研究在研究范圍上仍然閾限在狹義的中國精神教育層面,即較多地關注到學校教育的問題,尤其是高校大學生的中國精神教育,但對社會其他群體的中國精神教育特殊性,以及社會全體成員的中國精神教育關注較少。當前,即使對學校教育中的中國精神教育研究,較多的成果仍然是從普遍性的意識形態教育視角提出實施策略和方法,但對中國精神教育的特殊性和針對性問題缺少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同時,在當前復雜化的社會背景下,不同社會群體階層以及地區的認知方式和價值理念也呈現出多元和多樣化的特點,這就使得“一刀切”或“一言堂”的教育不能行之有效,開展中國精神教育既要關注到不同社會群體階層和地區的認知特點,也要基于中國精神本身的特質,思考典型人群和特殊地區的中國精神教育的特殊性和基本方法,例如,青少年群體、黨員干部、媒體工作者、新經濟組織從業人員,以及我國欠發達地區、民族宗教地區、紅色老區等的中國精神教育問題,需要我們深入思考和研究。因此,從整體性的視角來看,中國精神教育是一個系統全面的工程,既有著國民教育序列的系統性,也有著全體社會成員宣傳教育的全面性,中國精神教育的研究應當運用整體性的思維,從系統論和協同論的視角,實現中國精神教育的主體聯動、多元支撐、過程持續和生態契合。

 ?、?ldquo;中國”這一概念在古代被理解為“中央之城”,表征著、地理、文化和國家的中心。如《詩經·民勞》中提出“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中國”真正成為國名,代表中華民族,則是在近代以來與西方列強交往過程中,逐漸在國際范圍內成為中華民族的指稱,“中國”正式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概念。

 ?、輰τ趯χ袊竦睦^承與發展,有學者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劉景泉、:《與中國精神》,《南開學報》2013年第6期;王立勝、聶家華:《精神與新時期中國精神的建構》,《現代哲學》2014年第5期;宋儉、楊安妮:《論精神與當代中國精神》,《黨的文獻》2014年第4期。

 ?、?17)袁祖社:《“中國精神”的文化—實踐自覺》,《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鄰埲?、李齊:《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與中國精神的弘揚》,《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12期。

 ?、彡惿儆?、方世南:《全球化態勢下的當代中國精神文明建設》,《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11)(15)佘雙好:《中國夢之中國精神》,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1、6頁。

  (12)趙存生、宇文利:《中國精神:培育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理論和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頁。

  (14)(51)李德順:《闡釋中國精神的哲學路徑》,《馬克思主義哲學論叢》2015年第1期。

  (18)楊可心、崔秋鎖:《追夢的中國人需要怎樣的中國精神》,《理論研究》2015年第4期。

  (19)參見鮑振東:《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傳承中國精神》,《文化學刊》2010年第9期;張瑜:《“中國精神宣傳普及路徑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4年第19期。

  (23)翁淮南、武淳、王慧:《以強大的中國精神實現偉大的中國夢》,《黨建》2014年第4期。

  (24)高振崗、王椿艷:《中國精神的生成邏輯及價值意蘊》,《長安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

  (25)(46)李明泉、向榮、肖云:《中國精神:歷史內涵與主體性建構》,《中華文化論壇》2012年第3期。

  (28)王澤應:《中國精神:形塑中國模式,助推中國崛起》,《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29)楊可心、崔秋鎖:《追夢的中國人需要怎樣的中國精神》,《理論研究》2015年第4期。

  (30)(47)馬欣欣、周向軍:《論習關于中國精神的三個基本問題》,《甘肅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

  (31)近年來對于中國夢與中國精神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佘雙好:《中國夢之中國精神》,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董振華:《中國夢與中國精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裴德海:《中國夢視域下的中國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范曉:《復興之路系列叢書:中國夢·中國精神》,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柴尚金:《中國夢與中國精神》,《紅旗文稿》2013第10期;徐惟誠:《中國夢:中國精神的百年凝聚》,《道德與文明》2013年第4期;左鵬:《中國夢呼喚中國精神》,《前線期;馮培:《“中國夢”與中國精神》,《馬克思主義學刊》2013年第1期;高旭東:《以“中國精神”弘揚中國夢》,《人民論壇》2014年第18期;朱志明、劉磊、蔡毅強:《中國精神:實現中國夢的核心價值》,《紅旗文稿》2013第22期等。

  (32)袁久紅、甘文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精神”的新生》,《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33)在另一篇論文中,該學者針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精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三者關系,提出了“一體兩翼”的觀點,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體”,中國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別構成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之翼”和“價值之翼”。李忠軍:《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精神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社會科學戰線)李忠軍:《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精神三位一體的鑄魂邏輯》,《社會科學戰線)韓鳳霞:《淺析中國精神、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關系》,《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6期。

  (36)陸保良:《國家認同視閾中的中國精神》,《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37)(45)張瑜:《“中國精神宣傳普及路徑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4年第19期。

  (38)蔡毅強、朱志明、朱貝妮:《以弘揚中國精神激勵大學生實現中國夢》,《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3年第10期。

  (39)何小英、李曉衡、蘇美玲:《論高校思想理論課與大學生“中國精神”培育》,《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5年第5期。

  (40)李定慶、劉磊:《淺析在高校中弘揚中國精神促進實現中國夢》,《思想教育研究》2014年第10期。

  (41)石開玉:《“中國夢”思想融入“中國精神”知識點教學的若干問題》,《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42)朱效梅:《弘揚中國精神以構筑當代大學生實現中國夢的文化力量》,《思想教育研究》2015年第10期。

  (44)魏婷:《我國社會轉型期中“中國精神”的弘揚》,《華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48)王益峰:《中國精神當代建構的原則探析》,《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50)與李德順所強調的中國精神研究的“應然”與“實然”關系相一致,吳曉明也提出中國精神研究的“應有”與“現有”的問題;胡海波提出中國精神研究的“文化性”與“實踐性”相結合的觀點。參見吳曉明:《當代中國的精神建設及其思想資源》,《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胡海波:《中國精神的實踐本性與文化傳統》,《哲學研究》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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